真正站在企業身邊,精準用好“情理法”——安徽省淮南市工商聯成功調解一起跨區域租賃糾紛案
在安徽省淮南市和宣城市之間,一場因商鋪租賃引發的沖突,曾讓一家經營16年的老店陷入停業危機。企業焦急、房東強硬、第三方強行鎖門……矛盾一觸即發。在淮南市工商聯的主動介入和跨區域協調下,一場持續近5個月的拉鋸戰,最終以“三方握手言和、企業順利續租”圓滿落幕。
這不僅是一起糾紛的化解,更是一次工商聯系統服務民營企業、優化營商環境的生動實踐。
老店突遭“換租”,經營十六年的信任為何崩塌?
寧國市(宣城市代管縣級市)某商城中,有一家隸屬于安徽某家電有限公司的線下門店,已在此扎根16年。2022年,企業還投入260萬元進行門店升級改造,足見其長期經營的決心。然而,2024年6月,當企業照例啟動續租談判時,卻遇到了“意外”。
原來,房東在未依法告知原承租企業的情況下,已私下與第三方簽訂了新租賃合同。更令人詫異的是,新承租方為盡快接手場地,在9月原合同尚未到期時,就到店強行鎖門、滋擾經營,導致門店營業中斷,員工上班受到威脅。
企業一度陷入迷茫與憤慨:為何16年的合作,換來的不是優先續租的協商,而是一紙“秘密合同”與暴力退租?
原來,門店所在的商城歷經十多年發展,已從偏僻之地變為繁華商圈,地段價值今非昔比。利益的驅動,加上門店店長未如實、及時向總部報告商城續租意向,甚至可能與新承租方存在私下關聯,導致信息壁壘與誤會加深,最終釀成三方對峙的僵局。
“核心問題在于法律賦予的‘優先承租權’被漠視,契約精神和商業誠信受到挑戰。”時任淮南市工商聯主席杜本碩在回顧此事時,語氣仍帶著感慨。企業無奈向公安機關報案,但矛盾的根源,仍需回到談判桌上來解決。
跨區域聯動破僵局,“情理法”交融促三方言和
2024年,焦急的企業通過淮南市工商聯“企業家面對面”平臺反映了訴求。“我們不能讓企業寒心,更不能讓營商環境受損。”杜本碩帶領市工商聯干部迅速行動,但因糾紛發生在宣城市寧國市,跨市協調成為首要難題。
淮南市工商聯沒有因屬地限制而卻步,而是主動牽頭,聯合宣城市工商聯、寧國市工商聯組成專項調解組。“處理任何問題,溝通都是首要的、重要的。”杜本碩致電宣城市工商聯,清晰闡明此次糾紛中的法律關系和對營商環境評價的重要性,迅速獲得響應。兩地、三方工商聯聯動,讓調解工作具備了組織依托。
調解工作的首個突破口,落在了浙江籍商城負責人身上。杜本碩聯系到同為浙江籍的淮南溫州商會會長,請其先以鄉誼為紐帶做商城負責人的工作。商會會長以鄉情為紐帶,從法律風險、商業信譽、合作共贏等多個角度,向商城負責人深入剖析利弊。“我明確告知他,如果走訴訟程序,商城不僅要賠償企業的經營損失,還會損害自身的商業口碑,得不償失。”在同鄉的勸說和法律警示下,房東態度開始松動。
與此同時,針對第三方人員的過激行為,工商聯借助與公安機關的常態化聯絡機制,推動屬地公安及時出警訓誡,明確“不得干擾正常經營”,為談判創造了平穩環境。
調解過程并非一帆風順。“第二輪沖突最激烈,雙方都報案了,互不相讓。”杜本碩回憶說。調解組堅持“維持現狀、依法協商”的原則,引導三方回歸理性。最終,新承租方主動退出,家電公司同意續租并適當提高租金,自愿放棄前期經營損失索賠,商城也認識到自身行為失當。
一度劍拔弩張的糾紛,以“各退一步、持續合作”畫上句號。
不僅是解糾紛,更是營商“軟環境”的一次筑基
2024年10月,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省安慶市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時指出,“六尺巷承載著中國古人的歷史智慧,要弘揚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,相互禮讓、以和為貴,解決好民生問題,化解好社會矛盾,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。”這場歷時近5個月的調解,正是新時代“六尺巷工作法”應用場景的一個生動寫照,工商聯以柔性方式調整社會關系,將矛盾化解在基層、化解在民間、化解在萌芽狀態,既化解涉企糾紛、推動案結事了,更維護了市場秩序,助力了營商環境優化,其意義遠不止于解決一樁租賃合同糾紛。
對企業而言,是權益的保障,更是信心的重塑。糾紛解決后,家電公司負責人對杜本碩說:“以前我很少來工商聯,現在我天天想來,這次事件讓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工商聯的力量和溫暖。”
對工商聯而言,是工作機制的有效檢驗。本案中,“企業家面對面”平臺發揮了前端訴求收集作用;跨區域工商聯協作機制展現了系統合力;“商會調解”凸顯了情感紐帶與行業自律的獨特優勢。這為化解類似跨區域、跨籍貫商事糾紛提供了可復制的“淮南經驗”。
對營商環境而言,是一次生動的正能量示范。杜本碩在調解中始終強調:“這正是工商聯真正發揮橋梁紐帶和助手作用的時候。”案件的成功化解,維護了數百名員工的就業穩定,保障了商場正常經營秩序,更向外界傳遞出安徽各地重視企業權益、依法化解糾紛的積極信號,這正是“六尺巷”精神中“和諧禮讓、互利共贏”的現實延續。
營商環境,“優”無止境。如今,該家電門店已恢復正常經營,生意也比往日更加繁忙。淮南市工商聯用一場跨區域聯動調解證明:只要真正站在企業身邊,精準用好“情理法”,就能在復雜糾紛中尋得最大公約數,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信仰之基、法治之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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